原创

就像在我心中,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皖系反击,直系坐视,大家以为这为吴佩孚最多翻腾起一朵浪花,就沉下去了。可惜他们全都小看了这个小师长玩通电的手段。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第二条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诗里写的是相思之苦、别离之情,载体却不再是手帕、铜镜、信笺之类的传统寄托,而是一种能够“一闪至君旁”的好玩意。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那时的美国,和如今的不可一世不同,人轻言微,虽有善意,却无济于事。慈禧电报离间不成,只得仓皇北狩,并急电各地诸侯进京勤王。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焦头烂额。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分别攻向广西、贵州和四川。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由蔡锷亲自挂帅。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不敢怠慢,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打败蔡锷。为了壮他的声势,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就这么日积月累,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舆论一起,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冉冉升起。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饶汉祥因为通电而曝得大名,但他若说自己最擅通电,旁边一位大将军却不干了。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得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30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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