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身边的亲人朋友爱人,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设立了一个电报房。从此上海租界与外界正式建立了电报联通。
结果修改来修改去,这一拖延就拖到了5月21日。这时恰好成都周围发生小规模的兵变,陈宦以为谁跑过来搞兵谏,吓得立刻把邓文瑗叫过来,让他拿出电报草稿,匆匆改了几笔,拿去电报局发布。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商办”收赎为“官办”,后来更是提出,要“省电归部”,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先后上了《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和《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指出“伏维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靡不集权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权归一。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商电业经臣部收回,官电仍由各省自办,彼此畛域不能划一”,认为“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左右为难。四川军旅庞杂,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即便是袁世凯,也对陈宦不放心,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还派曹锟入川,来监视他的动静。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他九岁时,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小小友”,一起谈论柏杨文集。他十二岁时,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如今,人生航道弯弯曲曲,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可见,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相信年轻人吧,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甚至还正阮囊羞涩,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加班,挣薪水,评职称,供房子,跑关系……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如果只是单纯煽动农民掀杆拔线,那不过是莽夫所为。“丁鬼奴”不是义和团,暴力拆迁只是个前奏,他早埋下了一记极厉害的杀招,等着雷诺上门。

这两个人都热衷于电报机的发明,于是一拍即合。依靠着库克的活动能力和惠斯通的智慧,很快便制造出了一款五针电报机。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张其锽其人是个湖南名士,本是谭延闿的军务委员,写得一首好词,外号“张半仙”。南军在湖南败退之后,谭与吴佩孚暗通款曲,就派了张其锽作代表过江见吴。张其锽见到吴佩孚,大感此人前途无量,于是面授机宜,这才有了吴佩孚通电中的妙手迭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在电报发明前,人类比较有效的通信手段不外乎驿传制度、信鸽传递、烽火这么几种。古代驿马传信的最高速度为一昼夜300里,按今天换算方式300里约等于150公里,再除以24小时可知速度约为6.25公里/时;一般优良信鸽在正常情况下,时速能达60~80公里,一天能飞8~10小时,也就是每天最多800公里;烽火传递倒是快得多,据说最快时一昼夜可达7000余里。可无奈它能传递的信息量实在太少,明朝时中国边防军发明了悬灯、举旗与放炮相结合的报警方法,已经算是相当先进了。可是看看它的口诀:“一灯一炮贼从东,双灯双炮看南风,三灯三炮防西面,四灯四炮北方攻。”又有规定:“会边俱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百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原来,这么点灯放炮的,也不过能告诉你敌人从哪边打来、敌人约莫有几百到几千而已。
黄遵宪一生追求诗界革命,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样的全新主张,反对清诗几百年来的拟古倾向,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用旧瓶装新酒,描摹现实。有他一力推动,晚清诗坛为之一澄,时人誉之为“诗史”。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如今,从事外企公司营销的马伯庸,从事传媒网络技术的阎乃川,百忙之中,向世人端上了一份热乎乎的冷餐——中国近代电报史!奇怪,早已衰冷的电报,日渐消逝的电波,与这两位年轻人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史海浩瀚,从各个角落搜寻资料,该有多难!可他们乐此不疲,狂欢一般地舞动历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中国近代史上专为电报留下了新鲜的一页。他们的初衷,本是突出趣味性,讲述一些轻松的趣话,介绍一段好玩的轶史可是因为书中素材比较翔实,描述相当生动,背景深厚,信息密集,居然透视出了一纸电报背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图像。毫无学究气息,不做史官嘴脸,把一段枯燥的、复杂的、技术性、专业性的历史,写得如此好看,妙趣盎然,引人入胜,这是当今年轻人笔下的历史,也会是当今年轻人爱看的历史。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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