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以致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中山先生匆忙搭上海军永丰舰避难,和陈一向有竞争关系的蒋介石闻讯星夜赶至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衣带不解。还写下《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并请孙中山作序……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这封急电的全文如下:“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得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而陈宦这封通电,却反其道而行之。什么叫“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一句画蛇添足,等于告诉别人,我跟袁世凯不是道理上的争执,是私人恩怨,所以要反他这个人,而不是反他的政策。骆成骧的计策是“反其事,不反其人”,陈宦这一句话,立刻变成了“反其人,不反其事”。结果骆成骧和邓文瑗苦心为他营造出的大义形象立刻崩溃。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而陈宦这封通电,却反其道而行之。什么叫“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一句画蛇添足,等于告诉别人,我跟袁世凯不是道理上的争执,是私人恩怨,所以要反他这个人,而不是反他的政策。骆成骧的计策是“反其事,不反其人”,陈宦这一句话,立刻变成了“反其人,不反其事”。结果骆成骧和邓文瑗苦心为他营造出的大义形象立刻崩溃。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第一次电报试验设在了伦敦火车站,长度是2.4公里,从休斯顿站一直连接到卡姆登镇。在众多社会名流注视一下,库克成功地给惠斯通发去了一封电报,五分钟后得到了对方回复,大获成功。虽然实验成功了,但可惜这一次试验并没有引起铁路当局的太大兴趣,只当它是个小玩具。惠斯通因此有点心灰意冷,好在库克深具商人头脑,一直多方游说,不肯放弃。到了1839年,他们终于得到许可和一位爵士的慷慨投资,从帕丁顿修了一条电报线路到西德雷顿,后来在1941年又延伸到了斯劳站,全长大约25公里。理论上每分钟可以把15段信号传输至28万公里之外。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最后,最后的结局是段祺瑞、冯国璋双双退出总统竞争,由北洋老油条徐世昌上了台——南北和谈不和谈不好说,总之是暂时打不起来了。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其他人见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也有样学样,开始以通电互战。骂人嘛,有什么难的。文豪不好找,文士还不好逮么?于是直、皖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奉系三方趴在电报局里一片混战,打了一个乱七八糟,热闹的情形不输于如今的网络论坛。有人描述是战“文电四出,无非暴人之短,扬己之长,且互揭阴私,和盘托出,光怪陆离,大有可观”。
吴佩孚接到这封电报,久久无语,遂放弃了说服张宗昌的打算。可见这吴秀才遇见兵,也有说不清理的时候。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黄遵宪一生追求诗界革命,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样的全新主张,反对清诗几百年来的拟古倾向,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用旧瓶装新酒,描摹现实。有他一力推动,晚清诗坛为之一澄,时人誉之为“诗史”。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1个汉字,4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得很。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种文书。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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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之所以会念念不忘

李晓政
挽着你的手
建赞滨
出门前扇了自己几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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